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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周静 2019年,劳资关系成为大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从996ICU、网易辞退患病员工到这两日的华为前员工被拘251天事件,每一次都引起全民大讨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经济下行?是民众维权意识的觉醒?还是劳资关系的恶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辉华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员工对于劳资关系更加敏感,人人都担心自己会是下一个失业的。加上网易、华为都是知名大企业,其行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如果这些大企业都不遵纪守法,又如何让其它企业遵纪守法?因此,这些事件格外引起民众的担忧也在情理之中。 特别是对于华为来说,聂辉华指出,该公司在孟晚舟事件后迎来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但是,一旦公众发现华为并没有那么完美,而且侵犯了一个普通员工的合法权益,必定让人非常失望,关注度必然更高。 宏观环境之外,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和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唐大杰还从《劳动合同法》角度提出了另外一种解读。他指出,劳动纠纷剧增并不是近一两年的事件,而是源于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该法的实施,唤醒了劳动者的权利意识,也给劳动者维护权利提供了机会,必然导致劳资关系的紧张和劳动纠纷的增加。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开数据,2007年全国劳动仲裁的案件数是37万件,而到了2008年则骤升到72万件,增长了93%。唐大杰认为,劳资纠纷增加要部分归因于不够完善的劳动合同法律体系。 “中国的劳动者保护性法律条款是全世界最多的,但是实际上做不到,因为目前的法治环境还不够成熟,经济水平也达不到,法律体系中也缺少平衡企业与员工利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部分。”他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制定法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权益,但是实际运行中既增加了劳动纠纷,也增加了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基于此法律体系的劳资关系矛盾凸显。” 至于企业、政府和社会该如何共同应对经济下行期的劳资关系,聂辉华认为应坚持多方协商、谋求共赢、减少弱势群体损失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应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严苛对待弱势一方。企业应依法提供补偿,不能为了规避成本而采取其他手段;政府应提供必要的经济救济以及司法救济。唐大杰则建议应适当修改劳动保护法,增加平衡企业和劳动者关系的部分。 此外,此次华为事件中,李姓员工被羁押251天,有部分网友质疑深圳当地的政商关系。在聂辉华团队编制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上,深圳去年和今年都是第二,仅次于东莞。“排行榜只是一个宏观指标,微观方面不好评判。我们在考虑政商关系时,还应该考虑地方保护主义,此前发布的榜单并未考虑此因素。”聂辉华解释称。 他指出,地区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努力改善营商环境,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地方政府为了保障税源,可能会对纳税大户格外青睐,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偏袒行为,这是负面效应。因此,地区竞争应该是良性竞争,而不能是无底线竞争。深圳作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应该构建健康的政商关系。 那么,一个大型企业如何在长期经营中坚持良好的价值观、妥善处理劳资关系?“只能靠社会监督和竞争,没有其他办法,”,聂辉华表示,“一个‘大而不能批评’的企业,比‘大而不能倒’的企业更可怕。” 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能积极回应社会的期望和关切,当前,公众希望大企业查核解释此事,企业应积极回应。同时,他希望华为作为一家知名大型企业,不要止于产品优秀。 “优秀的企业要为社会提供优秀的产品,伟大的企业除了提供优质的产品以外,还要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钟宏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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